手語翻譯員（以下簡稱手譯員），以往經常是較少被人們看到的一個角色。或許有那麼幾次，手譯員偶然地跳進了大家的視線當中。例如幾年前的一場政見發表會，或是去年疫情嚴峻期間的口罩相關爭議。不過，對於手譯員們自身的心路歷程、工作日常，我們似乎還欠缺機會去了解。為此，我們訪問了資深手譯員林亞秀小姐，帶大家一探手譯員的各種酸甜苦辣、看見他們在影像背後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心聲。

手譯員的一天是怎樣的？

在進入其他話題之前，我們想先讓你從手譯員林亞秀的口中，大致了解他們的日常概況。

目前台灣手譯員皆以接案形式工作，在沒有個案派遣時便是自由時間，但有時會臨時被傳召，甚至短時間內跑兩、三個地方。如果需要規律的生活作息，手譯員這份工作就不適合你了——作為手譯員，常常需要忍受突發、零碎的生活樣態。他們不一定都會出現在記者會上，也可能做臨櫃服務或一般的求助個案。如果是專職翻譯員，還會身兼多個地方的派案。

個案通常由政府單位提供，私人企業較少主動聘請手譯員，因此台灣目前仍將手語翻譯界定為「社會福利服務」。林亞秀表示，曾遇過房仲業者、政府都更部門尋求手譯員協助與聾人溝通。一般而言，這類個案的主要目的在於買賣、協商本身，不會牽涉太過複雜的房地產、法律、建築相關詞彙，因此手譯員能夠處理。

「不務正業」：難以被理解的一份工作

談到剛開始入行時，身邊的人如何看待她的工作，林亞秀停頓片刻，接著緩緩道出：

那個時候很少人知道所謂「手語翻譯」這個東西，連「手語」也滿少人知道的，頂多是知道用手在那邊比來比去。但當它變成一份工作的時候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那個在幹嘛。

而提及父母的反應時，她無奈說道：

那時我畢業了，理論上是應該進入職場，可是當年這個工作的案量很少，幾乎不能說有收入，甚至比一般打工還不如。

因為收入的不穩定，加上當時大眾對手語領域缺乏了解，使得林亞秀的父母以「不務正業」來形容女兒在做的事，對此頗為反對，並催促她趕緊去找一份「正經」的工作。作為以接案為形式的手譯工作，在沒有案件的時候，通常會留在家裡，這使林亞秀一度覺得自己是在「啃老」。但她相信，這就是她想做的事情，因此盡量不理會父母的指責。

而在COVID-19疫情爆發之後，她作為手譯員，似乎開始得到他人更多的理解。

疫情期間，（手語）翻譯員大量地出現在螢幕上。而我那時剛好去翻譯疫情記者會，街坊鄰居、我爸媽也有在電視上看到我，所以他們發覺「這個工作是可以上電視的」。也是因為看了我們在電視上比手劃腳，才開始大概了解我們的工作內容。

林亞秀認為，在長輩的觀念當中，一個人能夠出現在電視畫面中（且並非因為犯罪、醜聞等），是一種成就的象徵，這便是她開始受到長輩肯定的原因之一。

從長期以來不被理解，到能見度提升、躍動於影像畫面裡，林亞秀一直默默地堅持走自己的路，終於等到了被認識、被接納的那一天。

「年輕時的一次犯錯」：手譯員的工作倫理

在剛當上手譯員不久時，林亞秀的想法較為單純。「只要有聾人在的地方，我們就要讓他接收到現場正確的訊息」，是她當時的理念。而當年她曾參加一場類似學術研討會的場合，主辦方有聘請手譯員，她和一些聾人則作為與會者在台下參與。然而，那場的內容不易傳譯，手譯員的翻譯品質也欠佳，令她為聾人感到可惜。當時恰巧有一名坐在旁邊的聾人向林亞秀詢問台上演講的內容，她便開始先為對方翻譯，接著其他聾人的目光也向她投來，想看到另一翻譯版本；最後變成她站在台下，對著一群聾人進行翻譯。

「那個時候的我覺得，我是為了要讓聾人知道現場的資訊是什麼，才這樣子做。如果台上的翻譯員不翻譯得那麼糟糕，聾人也不會叫我翻。」但是，後來她才發現這種行為是非常沒有職業道德的做法——無論主辦單位找何種翻譯員，都是該位翻譯員自行評估、決定接案，那麼無論什麼理由、不論他的能力如何，那個場合就是屬於他的工作範圍，其他人就不應該在現場用任何方式介入。

我當然可以事後去講「不行，這個翻譯實在太糟糕」等等，但我就是不應該在現場這麼做。

至於翻譯不佳，導致現場聾人無法理解，是該場手譯員的責任，而非台下的她所能干涉的。「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翻譯得比較好？很難講啊！」

這次印象深刻的犯錯，使林亞秀不時回想起來，提醒著她不應逾越這條界線，讓每一位手譯員為自己的場子承擔責任。

「為什麼一開始沒有來？」：「融合教育」下的聾人，渴望抓住稻草。

林亞秀曾接過一個國中女孩個案，是由啟聰學校轉到一般學校的學生，經學校評估後決定申請手語翻譯。之所以安排轉學，是因為她之前在聰校成績優異，老師認為留在聰校將會浪費才能，而應該進入一般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家長也表示同意，便將她轉往一般學校。然而，轉學過後的她難以適應，成績明顯滑落，表現變得很安靜。

但在評估通過、林亞秀進入校園提供協助後，她發現女孩並非個性文靜，而是在充滿聽人的環境當中無法順利溝通，才被迫安靜下來，實際上她是一個頗為活潑的孩子。此外，女孩的文字閱讀與書寫能力也甚為良好，只是由於無法理解數學課本上的題目文義而被抽離至資源班上課——對她而言，數學課本上的文字比起國文課本相差甚遠、較難理解。因為解題挫折，使她一度以為自己的數學能力很差。而在林亞秀以手語翻譯數學題目過後，女孩便能夠套用公式，成功計算，從而成績變好、反應變快了。

有一次數學考試，女孩提早完成，便找手譯員聊天。當時她向林亞秀的提問，使林亞秀至今印象深刻：

你們翻譯員之前都在哪裡？
為什麼你們不是一開始就來？
如果你們一開始來的話，這個我早就會了啊！

這些問題讓她當下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也開始反思社會上對聾人的協助政策。官方長期以來推動「融合教育」，希望他們能融入社會，但林亞秀認為這種融合不應該是單向的：

融合應該是雙方（往來），為什麼是聽語障者一個人去融入那麼多的「正常人」學生？我們從來不會想說把一個「正常」的學生丢到啟聰學校去，讓他了解聽障生的狀態。

為何我們還停步於單方面的輔導機制？林亞秀的看法是，我們的觀念還沒更新：

所以我們的教育政策還有一個很根本的觀念，認為「聽障者」是一個障礙，就是比較弱。從聰校轉學到一般學校，就隱含了某種這類的意識。可是你在一般學校又沒有足夠的支持系統給他。其實很多聽障學生在（一般）學校很像客人，因為他不知道在幹嘛，就（被迫）呆呆地坐在那邊。

資源分配、政策規範上的缺陷，使聽損學生在「融入」進一般學校時難以適應環境、維持學習步調，這些都不是單靠一名手譯員就能消弭的困境。後來，該名女孩在完成一學期的課業後，轉回了啟聰學校。除此之外，林亞秀也提到，當時的服務模式很容易令手譯員變成個案學生的唯一朋友，導致服務失焦——真正要成為朋友的，應該是作為聽人的其他同學才對。

制度漸趨成熟，工作卻仍不穩：台灣手譯員的失衡生態

回憶起受訓到考取證照的過程，林亞秀提到2005年台灣首次發行手語翻譯丙級技術士證照，當時她便第一屆考上；隨後約2015、2016年，她也是第一批考取乙級的手譯員。對此，她表示第一屆考生有個好處——由於沒有前行評量指標，大家都摸不清楚具體的標分標準，或許也就因此獲得較寬鬆的評核，順利通過。不過，考取證照後的實際翻譯過程當中，還是需要面對頗多挑戰。

縱觀全台情形，林亞秀表示，現在的手譯人力其實不足。尤其當諸如選舉政見發表會等大型活動舉辦時，會出現從資源較多的北部搶聘手譯員的情形，平常則由於活動時間恰好相互錯開，便沒有這樣的現象。她續提到，政府並不大想多加培育手語翻譯方面的人才，其原因是有些手譯需求並未被刺激出來，而許多合資格民眾也其實不知道自己有申請手譯服務的權益，因此政府便宣稱沒看見相關需求，如此一來便掉入了惡性循環。這一狀況在資源較少的東部地區更為明顯，處於「願意花錢也找不到人」的窘境。

手起手落間的無形危機：疫情下的手譯工作

手語是一種視覺語言，高度依賴人們的肢體動作和面部表情展現。而COVID-19疫情之下，在多數場合需佩戴口罩的台灣，聾人與手譯員便面對了兩難處境。

使用手語時，最為理想的狀態是面部不被物體遮蔽，對方才能從面部變化解讀語氣訊息。然而，現今許多手語傳譯個案屬於醫療求助，手譯員在踏入醫療院所時，需要再考慮各方面的因素，決定當下的翻譯作為。林亞秀提到，之前疫情較為緩和時，他們會詢問聾人是否需要暫時脫下口罩作翻譯，但目前（按：截稿時所處的2022年大規模疫情期間）都傾向於維持佩戴口罩。不過，她也提及，近距離傳譯時較無理解困難的問題，因為雙方能夠較為清楚地觀察到對方的臉，也可以再清楚地打一次手語，方便確認實際語氣情緒。

疫情資訊記者會則是另一個課題。林亞秀指出，各縣市對於手譯員的配置方法有所不同。例如新北市的記者會在較大的空間裡舉行，手譯員會被安排在距離人群較遠的位置進行現場傳譯；台北市沒有另外配置空間，手譯員直接在官員後方傳譯；宜蘭縣則較為特別，其聘用的手譯員身處台北，以異地即時翻譯、影像傳回宜蘭的方式進行，對於手譯員而言是較為保險的選擇。

談到近年出現、提供手譯員使用的透明口罩，林亞秀依據自身使用經驗，指出它的侷限性——這類透明口罩僅嘴唇部位改用透明材質呈現，但聾人未必需要查看嘴唇動作。另外，口罩也會容易因為近距離呼氣而導致起霧，對方常會看不清楚。所以，雙方往往還是回到之前的選擇——維持佩戴一般醫療口罩，或暫時脫下。

上方曾提到，手譯員這一職業生態有著頗不平衡的問題。林亞秀說，當下他們面對的另一難題，就是這份工作的特性在他們不幸染疫時所帶來的困境。

我們翻譯員不是勞工身份。我們跟協會、政府單位不是僱傭關係，比較像是用個體戶（形式）跟政府標案子，所以是承攬關係。

這種包案承攬的制度，意味著他們在工作時發生意外（如工作期間感染COVID-19）難以得到足夠保障。

所以即便是勞工局找我們去翻譯，他也沒有幫我們保勞保，我們是用團體意外險、醫療險作取代。如果你想要勞保，要自己去找職業工會加保。既然是自己加保，要怎麼去證明你的傷害是因為職業而造成的？那就會更難舉證。

與一般勞工有所不同的樣態，使得他們在遭遇職業災害時幾乎沒有任何補償，只能依靠意外險與醫療險等替代投保方案。在這困難時期，他們一樣需要經常在醫療前線奔波，但缺乏保障的機制，令他們只能格外小心地保護自己，在悄無聲息的無形戰場上匍匐前進。

趣味、成就、做不完：持續前行的手語路

問及經歷種種挫折和困難，是否有任何一刻令她後悔踏入手語領域時，林亞秀給出了明確的答案：

累是一定有，也會有比較沮喪或無力的感覺，可是沒有到後悔，因為我覺得這個工作滿有趣的。

走過將近二十年的手譯旅途，林亞秀表示，翻譯過程中讓自己很有成就感；尤其在個案雙方不能直接理解對方時，她作為「唯一的全知者」，會有一種特別的、有趣的感覺。而面對手語、聾人，其實早已超出了語言的範疇，諸如社會福利、聾人處境，都是還能、還需要討探和努力、尚未發展或剛起步的課題，也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。正是這份關懷與信念，讓林亞秀選擇繼續在手語領域耕耘——要做的、想做的，不僅是手語翻譯，還有深入走進聾人的世界，與他們一起在世界上發光、發亮。